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长效机制，并加大产能过剩等指标在政绩考核体系中的权重。这为化解产能过剩指明了方向，我们要采取“长短结合”的措施，短期的思路应以化解和治理过剩产能为主，从长远看关键要建立防范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

　　 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产能过剩概念

　　 一般认为，产能过剩属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现象。产能过剩在经济学上叫做过剩生产能力，是指成本最低产量与长期均衡中的实际产量之差。这个概念最早来自张伯伦，他在1933年出版的《垄断竞争理论》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过剩生产能力的概念，并且认为垄断竞争结构下的厂商往往会在还有过剩生产能力的情况下进行生产。依据张伯伦的理论模型，成本函数是在给定的一个特定时间内，由平均工资率、资本使用价格、产出水平决定的最佳运行时间的总成本，这个最佳运行时间下的产量为最佳生产能力，而在长期均衡中的实际产量与最佳生产能力之间的差异，可以用生产能力利用程度进行表述。当实际生产能力小于最佳生产能力时，就称之为生产能力过剩。

　　 另外一种产能过剩，是我国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由于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平衡，产品市场已经充分竞争且能与国际市场接轨，但生产要素市场如土地、矿产资源、资金、生态环境等定价机制不合理，造成工业等一些行业的过度资源配置；此外，由于投资体制的不合理和政府通过投资补贴、干预金融、减免税等措施招商引资，诱导产业扩大投资的强烈冲动。上述因素导致产业过度投资以及市场协调供需均衡的机制难以有效运转，进而导致系统性的产能过剩和经济波动加剧。

　　 区分两种产能过剩概念的意义在于，将市场信息不完备的现实经济与假定信息完备的理想状态相比较，将体制机制不完善下市场主体行为扭曲和市场协调困难看作是市场自身的问题，很容易将两种类型的产能过剩混为一谈，并得出产能过剩是由于“市场失灵”的结论。对于曾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目前市场体系仍不健全的中国，一些看似“市场失灵”的产能过剩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对微观经济过度干预的结果。

　　 产能过剩形成的原因分析

　　 发生在我国工业领域大范围、低水平的产能过剩问题，需从工业生产所面临的市场需求、工业生产能力的形成机制、企业微观机制建设、产业政策引导和产能过剩治理政策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工业所面临的市场需求环境看，政府对经济增长率的片面追求、以投资为主要动力的增长模式及其不可持续性，是导致众多工业投资品行业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2002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在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改革引发的需求拉动，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依靠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共同驱动的高速增长时期。这种依靠外部市场需求及国内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在宏观经济领域造成的不良后果，直接表现为投资与消费之间的严重失衡。

　　 其次，从工业生产能力形成来看，自然资源和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和以补贴为主要方式的政府过度干预，对于推动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我国由于生产要素市场化推进滞后，政府对土地、劳动力、资金、矿产资源、生态环境等要素价格的不合理定价，是我国资源过度开采、土地过度开发、环境过度使用、资本过度重化工业化、效率偏离最优路线的重要原因。

　　 第三，产业政策的不当干预，是导致部分新兴行业严重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政府替代市场选择哪个产业应该发展。这个理论前提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政府“正确”选择产业所需要的知识，只有在市场的竞争过程中才能产生和获得，其中分散的私人信息是不能加总、统计和用于经济计算的。例如有些隐含经验类的知识，不能通过语言、文字、形体、过程明确表达出来，只能从包含着这种知识的大量具体事例中去琢磨、感悟和意会。由此，政府选择的最优产业往往是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能最终放弃具有“真正”比较优势并最应该发展的产业。其二不能将“政府失灵”解释为“市场失灵”，更不能打着“市场失灵”的幌子再次介入干预。

　　 构建化解和防范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

　　 如何化解产能过剩，从理论上说解决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强行“消肿”，二是扩大行业的市场需求，两管齐下必然有效；但这样做只能“治标不治本”。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需要采取“长短结合”的措施，短期的思路应以化解和治理过剩产能为主，从长远看关键在于从固定资产投资形成机制入手建立长效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防止这种大规模、大面积的产能过剩在将来某个阶段卷土重来。

　　 首先，着力调整被扭曲的总需求结构，特别是提高消费率。提高消费率将为治理由投资需求拉动的产能过剩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釜底抽薪”的市场环境。由需求结构决定产业结构的逻辑，治理产能过剩、调整产业结构的前提是调整需求结构，即大幅度提高消费率，相应降低投资率，将有助于推动产能过剩行业向消费品生产领域或服务业转型或进行产业升级。目前我国由于投资率过高，一些地方政府面临着很大偿债压力，因而要对地方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给予一定的约束，改变各级政府过度利用行政力量推动产能扩张、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将地方政府从项目建设中节约的资金用于给企业减税和提供公共服务，有利于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并促进居民消费。

　　 其次，应大力推进完善市场体系，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完善市场体系，重点是深化基础产业和土地、矿产资源、劳动力、金融等生产要素的改革，使市场更大范围、更为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其中推进基础产业改革、土地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改革尤为重要。从今后的改革方向看，基础产业改革的重点是放宽准入，形成竞争性市场结构，同时在自然垄断环节形成有效监管，才会获得市场驱动而非政府驱动的健康经济增长且有利于舒缓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和过度竞争。

　　 第三，放松市场管制，构造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企业微观机制和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应推进政府的简政放权，各部门通过制定负面清单“非禁即入”的方式，放松对微观经济的过度管制，促进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要推进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

　　 第四，建立最严格的、不可逾越的、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推进生产单位环保成本内部化，防范高消耗、高污染产业的过度配置投资。具体来说，要健全资源环境的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编制资源环境资产负债表，明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测度和计量，设置生态保护红线，并对领导干部实行资源环境离任审计，建立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推进绿色GDP核算体系，GDP增长中，扣除资源环境损失以及治理、恢复资源环境所需要的投入。